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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井上馨在外交、内政和财政方面拥有与伊藤博文相同的视野-河南旅游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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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鄉從道西鄉從道是薩摩出身,在征韓論政變中活躍于大久保利通麾下。他原本是陸軍軍人,但後來轉為海軍,並在內閣制度創立后斷斷續續地擔任海相,總任職時間長達十年之久,建立了能夠贏得甲午中日戰爭的日本海軍。其後的繼任海相是西鄉從道的心腹山本權兵衛,他也任職很久,長達七年零兩個月。他繼承了西鄉從道的使命,為日俄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征韓論政變后,伊藤博文成為參議兼工部卿,在大久保利通麾下逐漸佔據了重要地位,與井上馨拉開了地位差距。

即便如此,松方正義的財政運營能力仍備受期待,他在19世紀90年代曾兩度組閣,並由此成為薩摩派的一把手。再加上就職于大藏省時發展的人脈,松方正義與井上馨一樣與各地的企業創立息息相關,逐漸在經濟界擁有了影響力。

山縣有朋山縣有朋出身長州,曾在歐洲遊學一年,后將徵兵制度引入日本,並在薩摩出身的大山岩的協助下建立了近代式陸軍。他在19世紀80年代不僅將陸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作為內務卿和內務大臣廣泛涉足一般內政事務。山縣有朋得以在陸軍內確立其權力的一個原因是,他在軍隊擴張的財源等問題上,獲得了同樣出身長州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支持。

以上這些成為山縣有朋的權力基礎,他作為元老逐漸擁有了與伊藤博文並駕齊驅的影響力。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在外交內政方面的觀念分歧越來越大,兩人逐漸走向對立,但和伊藤博文一樣,山縣有朋也十分重視自己的理念,擁有無私奉公的公共意識。雖然在這一點上他沒有達到伊藤博文的程度,但兩人的理念有相互包容之處。

當然,這些元老與當時的庶民相比,住在宅邸里,還擁有別墅,過着優越的生活,這也受到了自由民權派等藩閥反對勢力的過度攻擊。然而,與當時歐美的實權政治家和經濟界人士,日本的經濟界人士,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實權政治家等相比,幾乎所有的元老都過着十分樸素的生活。

少有腐敗是近代化獲得成功的一大要因

黑田清隆薩摩出身的黑田清隆在征韓論政變之際,作為薩摩派大久保利通的心腹十分活躍,在西南戰爭中也率領別動第二旅團創造了打敗西鄉隆盛軍隊的機會。由於以上實際成就,再加上他剛毅正直的性格,在大久保利通被暗殺后,他成為薩摩派的中心人物。在外交上,他對清國態度強硬,這也是當時薩摩派的普遍態度。

大山岩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擔任第二軍司令官,其後直到日俄戰爭開戰時都擔任參謀總長,更從1904年6月開始成為滿洲軍總司令官。他雖然於1898年成為元老,但在日俄戰爭前的一段時間內,以及在日俄戰爭后的1912年(大正元年)12月之前,都未能獲得元老級別的待遇,其元老身份很不穩定。大山岩在晚年由於健康問題,比起親自領導事務,更願意委任兒玉源太郎等能幹的部下去進行實際的指導工作。他的這種風度被譽為「大將之器」。

此外,除了這七個人,僅有西園寺公望一人於1916年作為補充加入了元老之列。

本來井上馨的理念是協助伊藤博文開闢通往政黨政治的道路,但是政友會在1912年(大正元年)12月以後以若即若離的姿態參与了護憲運動,推翻了第三次桂太郎內閣,又作為山本權兵衛內閣的執政黨推進改革,此時,井上馨與政友會及其在事實上的黨首原敬(後來成為黨首)斷絕了關係。作為伊藤博文(以及西園寺公望)的後繼者,原敬努力創造修復關係的機會,但井上馨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態度。雖然是出於戰略必要性的考慮,但是對於原敬來講,與山縣有朋方面接觸或許更為輕鬆。

西鄉從道心胸寬廣,具有決斷能力,又擁有海外經歷和外語能力,具備開闊的視野,故而在19世紀80年代以後順理成章地代替黑田清隆成為薩摩派的領袖。但是由於在與兄長西鄉隆盛的對決中不幸使對方死亡,西鄉從道心懷愧疚,因此他決不試圖謀求海相以上的更具前景的地位。他雖然與伊藤博文的關係十分要好,但在日英同盟一事上選擇支持桂太郎內閣。西鄉從道是繼黑田清隆之後去世的第二位元老,卒於1902年7月18日。

或許因為這種情緒的作祟,井上馨在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走上窮途末路之際並未向伊藤博文伸出援手,而是為了讓自己當上首相而採取了成功可能性極低的策略。

松方正義在初期議會時期和甲午中日戰爭后兩次組閣,薩摩派從黑田清隆麾下逐漸聚集到松方正義旗下。就這樣,黑田清隆逐漸失去了薩摩派一把手的地位。

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明治時期的元老群像伊藤博文關於可謂元老中的元老的伊藤博文(長州出身),本書已經進行過詳細論述了,故而此處只再簡單介紹一下。伊藤博文對於帝國主義時代列強間的國際規範,以及正在形成的近代國際法有所理解。在此基礎上,他始終考慮到日本國力的界限,不僅想要實施與列強的協調外交,而且希望日本能夠像英國一樣,以自由貿易主義為基礎,構建安定有序的東亞秩序。這是他的理想所在。關於內政,他也試圖推動英國式的政黨政治在較遠的將來逐漸形成,使日本成為立憲制國家。

不過,伊藤博文的這種公共精神和理想被西園寺公望和原敬等人繼承,前者作為政友會第二代總裁成功組閣兩次並在之後成為元老,後者曾擔任政友會第三代總裁併第一次組建了真正的政黨內閣。

隨着1885年內閣制度建立,基於新官僚制度的近代日本逐漸形成,官僚更有必要具備外交、內政和財政等方面的專業知識。黑田清隆在19世紀90年代這一重要時期離開了政府,可以說失去了在實踐中學習這些知識的機會。從這個方面來看,他已逐漸被時代拋棄。黑田清隆於1900年8月25日去世,是元老中最早離世的。

山縣有朋不會外語,在外交等事務上多有預判失誤的地方。不過,他生性十分認真,而且真誠坦率,不會對自己在外交上的發言過於執着,例如在甲午中日戰爭的整個過程中,他都與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等人保持協調一致。另外,圍繞對政黨的應對問題,山縣有朋也避免與伊藤博文發生正面對決,因此在初期議會時期,雖然議會被一次又一次地解散,但日本終究避免了憲法被廢止的局面。正是因為這樣,當山縣有朋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因病而未能完成軍務便回國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努力拯救了快要失勢的山縣有朋,助他成功就任陸相。

井上馨在外交、內政和財政方面擁有與伊藤博文相同的視野,而且他性格剛毅。從這個方面來看,可以說他擁有不次於伊藤博文的能力。但是他也有缺點,即性格急躁,總是勉強行事,對於金錢十分執着,他從大藏大輔的位置上跌下來與這些都有關係。

井上馨獨自發揮才幹的地方是經濟領域。利用曾任職于大藏省的經驗,再加上其後在藩閥政府內的地位,井上馨在19世紀80年代促成了各地企業的蓬勃發展,在經濟界擁有無形的影響力。然而,即使在這一時期井上馨在藩閥政府內擁有比松方正義還高的地位,他仍然一次都未能成為首相,尚未獲得成就感就驀然老去。井上馨的人生充滿了強烈的受挫感。

1881年(明治十四年),擔任開拓使長官的黑田清隆由於出售官產事件受到大隈重信派攻擊,在大隈重信被政府驅逐后,黑田清隆也不得不辭去了參議和開拓使長官的職位。因此,比起不斷崛起的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黑田清隆的影響力不斷衰退。

松方正義在成為參議的同時兼任大藏卿,在內閣制度建立后又擔任藏相,在合計約十年間作為財政專家佔據了內閣中的重要位置,使健全的財政主義得以確立。其間,他創建了日本銀行,成功確保了西南戰爭后的財政重建和通貨穩定(室山義正『松方正義』)。但是在當時的藩閥官僚中,松方正義在精神方面的影響力不夠強大,又因為協助過伊藤博文,在薩摩派內被稱為「伊藤味噌」,沒能確立起足夠的威信。

甚至元老中實權最大的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也並未利用其巨大的權力來謀取錢財。本來,明治天皇就鼓勵樸素生活(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山県有朋』『明治天皇』),反對腐敗的精神從天皇和元老身上擴散至整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中,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也是類似的情況,他憑藉強大的領導能力,帶領新加坡發展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富裕國家。

大山岩也沒能作為元老擁有積極的發言權。我們可以推斷,大山岩之所以被排除在推薦繼任首相的諮詢對象之外,是出於明治天皇的判斷,而且伊藤博文也對此表示贊同。

在這樣的理想下,伊藤博文沒有過多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且具有處理現實狀況的能力,這種真誠坦率與能幹可靠的特質使他成功制定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也贏得了明治天皇的極大信任。他還確立了元老制度,並成為修正這種制度的中心。然而,為了追求外交內政方面的理想,他甚至創建了政友會這個政黨,結果未能得到其他元老的充分理解。因此,他在元老中的威信式微,退而與山縣有朋居於同等地位。

其後,在條約修訂、軍備擴張、對政黨的應對,以及甲午中日戰爭的指揮等方面,井上馨總是協助伊藤博文,兩人攜手行動。然而,井上馨在擔任外務卿及外務大臣期間長年負責的條約修訂最終失敗,他個人並沒有留下什麼政績。因為井上馨總是在稍遜於伊藤博文的位置上活動,所以伊藤博文內閣辭職后也輪不到他來執掌政權。井上馨不幸成為伊藤博文的影子一般的存在。

松方正義直到19世紀70年代,松方正義(薩摩出身)在藩閥內的存在感都不算高。可以說,作為負責大藏省實務工作的官僚,他的功績在於成功完成了地租改革工作。其後,松方正義的實務能力得到了成為藩閥中心人物的伊藤博文的好評,於是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被晉陞為內務卿,但直到明治十四年政變后的1881年10月21日才得以成為能夠出席閣議的參議。在其後成為元老的藩閥實權者中,松方正義與大山岩一樣,很晚才躋身參議之列。

不過,他作為薩摩派一把手的事實並未改變,繼伊藤博文之後,黑田清隆於1888年成為第二任首相。或許因為在政治權力和威信方面被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拉開了差距,黑田清隆有些着急了,於是指派外相大隈重信負責條約修訂一事,試圖挽回自身的權力和威信。但條約修訂失敗,黑田清隆內閣在尚未取得任何實際成就之時便集體辭職了。

井上馨井上馨出身於長州藩的中級武士家庭,比足輕出身的伊藤博文家世更好,而且比他年長六歲。井上馨自幕府末年起就時常與伊藤博文攜手行動,在明治維新后又作為木戶孝允派的官僚,與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等人一起推動了以大藏省為中心的近代化改革。他沒有參加岩倉使節團,曾作為大藏大輔(大藏省的次官,因為當時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不在國內,所以他就是實際負責人)一展身手。但由於與其他省廳對立,他一度失勢。

上文已經論述了元老制度的形成和固定,在此基礎上最後還需要強調的是,日本近代化得以成功的一大要因,是這些元老都擁有共通的目標和道德觀,即必須繼承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犧牲的先輩和友人的遺志,守護日本的獨立,促進日本的發展。另外,他們懂得分寸,不會以權謀私、貪圖錢財。

天皇或許是因為黑田清隆、西鄉從道(海軍中的長老)相繼去世,餘下的五位元老中有兩人都擁有陸軍背景,考慮到文官元老的佔比,以及沒有海軍出身的元老這一因素,所以最終判斷讓大山岩加入接受諮詢之列不太恰當吧。再加上日俄戰爭后陸軍開始顯現脫離政府的自立傾向,這更為此種處置增加了依據。更何況比起抑制手下的陸軍軍官,大山岩更傾向於依從其意向,這也與如上處置有關係。

大山岩明治維新之後,山縣有朋和西鄉從道很快成為兵部省內陸軍改革的中心,大山岩(薩摩出身)不過是他們手下的支持者。與松方正義一樣,大山岩是元老中最晚成為參議之人。

甲午中日戰爭后,伊藤博文不斷向政黨靠近,藩閥官僚開始集結于山縣有朋旗下,出於這個原因再加上其手中原本就掌握的陸軍,以內務省為中心,一般官廳內也形成了山縣派官僚集團。到了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創建立憲政友會時,山縣派已經控制了貴族院的大部分勢力。除此之外,庚子事變以後,日本與俄國的軍事關係日益緊張,山縣有朋所持有的帝國主義外交觀得到了陸海軍的支持,並成了藩閥中的主流觀念。

作為發展中國家,少有腐敗,將各種有限的資源都合理投入近代化與安全保障領域——這就是明治時期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文摘錄自《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日]伊藤之雄 著,沈藝/梁艷/李點點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19世紀80年代,大山岩選擇了協助山縣有朋推進陸軍近代化的立場(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三~七章),在從1880年(明治十三年)2月至1891年5月的十一年間相繼擔任陸軍卿和陸相,鞏固了自己作為薩摩派陸軍一把手的地位。

但是,當憲法頒佈、帝國議會召開之後,山縣有朋在19世紀90年代試圖壓制政黨,與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逐漸形成對立之勢。另外,他抱持帝國主義時代典型的外交觀並在此指導下開展外交工作,即在外交上謀求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擴張日本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以確保日本的安全。

其後,在初期議會時期有傳言稱,向來持有保守內政觀的黑田清隆居然與大隈重信及其立憲改進黨攜手合作,這或許是因為他過於把伊藤博文等人當作對手了。但他沒能像山縣有朋一樣將反政黨的立場貫徹到底,反而使自己的存在感逐漸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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